红四方面军中备受非议的何畏

在土地革命时期，红四方面军是我党重要的武装力量，部队风格粗犷，涌现出许多以英勇善战著称的将领，如许世友、陈再道、程世才、王近山等。整体上，四方面军的行事作风较为粗暴简洁，领导层中有以“老张”为代表的强势人物，令上下层级管理往往依靠强硬手段，打骂在所难免。举一例子，政委陈昌浩曾因电话语气激烈与参谋长倪志亮发生口角，倪志亮误以为是陌生人而回骂，陈昌浩随后亲自带人到场动手用马鞭教训，这类粗暴做法在队伍里并非个案。

不过，许多性格刚烈的首长也往往秉持军人本色：当场责备，注重解决问题，对事不对人，表现好时也会给予奖赏。倪志亮虽有严厉一面，但也曾在战斗中救过部下，战后仍被尊称为“老首长”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另有一人长期受到同级与下属的强烈不满，他既好打骂又习惯推卸责任，许多建国后老一辈将领在回忆中对他评价很差，而且他的最终结局至今成谜。

这人就是何畏，广西龙州人。少年随父在马来西亚生活，曾参加当地共产党组织，因革命活动遭到排斥被驱逐回国。回国后何畏先在厦门大学求学，毕业后到香港从事工人运动，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，接受正规军事训练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他参加过广州起义、百色起义，曾随红七军主力在中央苏区短暂作战。红七军并入红三军团后，又抽拨兵力组建西河红色独立营，何畏任营长。地方武装难以维持时，他回到上海与临时中央接触，1932年10月被派往红四方面军，展开新的军旅生涯。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扩编，任职不到一年的何畏被任命为红九军军长，与红四、红三十、红三十一军的军长并列，地位一时显著。 qy球友会官网

但何畏在担任军长期间与多人发生冲突。因他是广西人，而四方面军干部多来自鄂豫皖地区，语言与圈子不同，使他常怀疑被排挤，遇到沟通不畅便大发脾气，动辄口角甚至动手。许世友、王新亭等人都曾遭过他的训斥。红九军作战科长周希汉的遭遇尤为严重：因参谋长常常挂职不在，周希汉实际上承担了参谋长职责，经常受到何畏的指责。为减少冲突，周希汉刻苦琢磨何畏的说话习惯，慢慢能听懂其意，但也仍有遭遇。一次在敌人突袭、战线被压迫需转移时，何畏对周希汉破口大骂，继而当众掏枪向其身旁连开五枪（未中人），事后还逼其认错并用军棍施以体罚，周希汉对此耿耿于怀，晚年仍难释怀。

何畏与其他同级也多有矛盾。一次红四军与红九军配合作战未达到预期，何畏将责任归咎于红四军军长王宏坤。政委陈昌浩听信后电话质询，王宏坤反驳称何畏派人来时就是挑事，还指责其趁机占便宜。何畏随后对红四军的干部出气，甚至用马鞭抽打了第十师师长徐顺礼，使徐难过地向王宏坤诉苦，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。余天云原本是何畏部下，何任红十二师师长时余为三十六团团长，但上下级关系并未带来和睦，反而冲突频繁。两人在红军大学共事时，余任校长、何任政委，也几乎天天争吵。

总的来看，红四方面军的粗犷风格在很多首长身上都有体现，但何畏以好打骂、逃避责任而格外招致怨言，许多同期将领在回忆中对此人多有批评。令人费解的是，这位曾担任军长的高层人物，后来下落不明，他的最终命运至今仍是一个历史谜团。 qy球友会官网